--记抗日战争至解放初期的蒋牧良同志
李野光
又是秋风瑟瑟的季节了。信步于渤海之滨，近观花木萧疏，远望水云浩渺，感时怀旧之情油然而起。在纷纭出现的种种印象中，此时最鲜明的却是四十年前蒋牧良同志的音容笑貌。也许自从八年前惊悉这位老师去世以来，我对他的怀念就在暗暗地与时俱增，如今已再也平静不下去了。
1942年秋，在湖南故乡的万仞山下，一个傍晚，牧良同志捧着水烟袋从他家门口送我出来。我们走到池塘边快分手时，照例要站一会，看池塘里几只鸭子静静地游着，秋风吹拂着两株垂柳在斜阳中飘舞。这时我听到牧良同志以响亮而略带感慨的声调说道：“又是凉风落木的季节了。光鉴，我喜爱这柳树，它春荣秋落，盛衰有时。人生也是这样的嘛！……”这几句话，对于那时才十八岁的我，很难说一听就理解了，但的确也怦然心动。后来，随着生活经历的增长和对他了解的加深，我逐渐感觉到这不就是牧良同志在那几年的自我写照吗？
牧良同志与我同乡同里，两家相距只二里余，所谓“望衡对宇”，静夜可以遥相呼应。他幼年上村塾时与我的三叔同过学，所以是我的父辈，但两家来往不多。1934年左右，他从上海回乡探亲，因为已是成名作家，乡下人便说是在外面发迹回来了。当时我在祖父自教的家塾念书。有一天，乘祖父不在，我照例偷偷去翻看他常年摆在桌上的那部《第一才子》（《三国演义》），偶然从中发现一封用洋纸和钢笔写的信，落款是“蒋牧良”。信中说：“我劝你老人家不用请酒了。白白的肥肉何必送给别人吃呢？……”这样的信我从来没有见过，因此很觉稀奇。后来才听说，大约二十年代初期，牧良同志家与我祖父在新化锑矿山有过经济来往蒋牧良同志（牧良同志本人也在那里呆过，小说《锑砂》即取材于那段经验）。祖父认为对方还有所短欠；现在自己已经破产，而牧良同志新发了家，便旧事重提，老账新算，采取的办法是请一席酒，由几位乡绅来公断处理，这是一种比较体面的索债方式。看来牧良同志的信发生了作用，后来酒是没有请了。可是，到1941 年春我祖父去世时，牧良同志送的挽联还这样写着：“元宵前后记长谈，浑忘山下牛羊，归去一鞭残照里；强仕年华犹落魄，空负杖头钱债，愁煞每岁祭诗时。”原来，当牧良同志生活困难那几年，我祖父仍念念不忘这笔无头债，以致在他放羊时牧良同志不得不来同他长谈过一次呢！
牧良同志出身于一个本不富裕又较早破产了的农民家庭。他少年时期在私塾念书时，因以聪慧著称，曾被一肖姓人家选为“东床”,但后来肖家经商获利，成为暴发户，便对牧良同志的贫寒家境不满，终至解除婚约。据说牧良同志为此深受刺激，故励志上进，并且不久即与黄灵君同志结婚，贫贱夫妻，终生恩爱。牧良同志一贯对家庭儿女感情甚深，与此不无关系。
我第一次拜访牧良同志是1938 年年底。我在接连念过两年初小四年级之后，那年秋天考上了一家从长沙迁到杨家滩镇上的中学，但因交不起学膳费，又临时上了半年高小。正当我苦于升学无门的时候，我的四叔(也就是我念初小时的老师)听说牧良同志回来了，准备招考几个青年到某战区一个部队子弟学校去，那里一切免费，他叫我去试试看。于是，经他事先联系，在旧历年底一天下午我独自到了牧良同志家里。那时他家经济情况还好，茶房里炉子生得很旺，好像牧良同志还抽香烟。我刚刚十四岁，在这样一位“名人”面前颇觉紧张，但牧良同志那和蔼亲切的态度很快使我镇静了。他首先问了问我的学习情况，然后提了几个问题，其中包括拿破仑侵俄失败的原因和滑铁卢之战的年代。最后他勉励了几句，但接着说，由于时局不好（正是武汉失守，长沙被焚之后不久)，这次他只能带两三个人出去，考虑到我年纪还小，又是独生子，他劝我还是先不要走，下次再说吧。我对此虽然感到失望，但他那入情入理的开导还是令人鼓舞的。过年以后，他带了三个比我大一些的青年出去，但到常德时遇到敌机轰炸，彼此失散了，这三个青年只得又回家来，牧良同志则搭军车到河南去了。
据后来了解，牧良同志在 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入上海时，曾被列入被通缉的一批进步文化人名单中。翌年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长沙、武汉、山东（台儿庄战役时)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写过一些战地通讯和《怎样发动抗日的游击战》等小册子。他参加过李宗仁所部 30军的“战地服务团”,后来担任31师秘书，并以该师子弟学校名义在武汉招收过一批青年，实际是送到延安抗大去了。上面所说从家乡带出的三个青年，也是准备到延安去的。1939年他在党组织安排下继续担任31师秘书；为了便于工作，同时当师长池峰城的小老婆费某的文 化 教员。翌年秋，牧良同志的母亲去世，他回家奔丧。由于他在乡下的名声，人情难免，丧葬费用负担颇重，他不得不写信向几位老友求援。当时张天翼同志在湘西的北平民国学院任教，所赠赙仪听说最为丰厚。在守服期间，牧良同志做了一副丧联：“木落雁行频，遽怜十月山村，死别生离终古恨；日斜鸦影乱，苦忆当年慈母，黄昏灯火倚门时。”事后，他重返河南31师。但不久，蒋介石下令清洗军中共产党员，费某闻讯即密告牧良同志。因形势紧迫，牧良同志一时找不到党的联络人，只得写一字条放在他常穿的衣服口袋里，告以上述消息和自己在家乡的住址，然后由费某派车送出关卡，匆匆回到故乡。后来他一直没有收到联络人的消息，组织关系中断了，从此困守农村，达五年之久。
我们的故乡是湘乡（现属涟源）西部一个偏僻的农村，那时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旧势力相当顽强，一些私塾常以曾国藩家书与四书五经同样当做读本。1927年农民运动兴起，但马日事变后立即受到镇压，著名农民领袖曾子成（裁缝出身）被杀害了。从此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抬头，镇乡保甲成为统治人民的桎梏。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38年秋长沙被焚之后，十几个中学和两所大学相继迁到百里内的几个镇上（蓝田、桥头河、杨家滩)，新的风气才徐徐吹入。当时有的学校已成立党的地下组织，但国民党、三青团也大肆活动，严密监视。这样，当牧良同志回乡定居时，空气又转趋沉闷了。
那几年，牧良同志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是政治上，他作为一个知名的革命作家，而且隐隐传闻是共产党员，当然要遭到地主乡绅的歧视和戒备。尤其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地方组织就更加“注意”他了。我记得他曾向我透露过，他与外面的通讯联系是要经过检查的。后来还听说有人告密，要陷害他。其次是经济上，他仅存的财产是两间旧房子和一小块菜地，毫无积蓄。他的哥哥是个给人帮工的店员，家中人口众多，反而希望牧良同志给以支助。这样，牧良同志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他回家后不久，我就听说他把仅有的一件较好的衣服--羊皮袍子卖掉了。1941年我到他家去时已看不到香烟，只见他常常在谈话当中起身，用菜刀在砧板上切着一小卷烟叶，用草纸卷捻子，然后呼噜呼噜抽着水烟袋。到后来，就连这一点“享受”也被剥夺了。冬天他总是穿那领旧蓝布长衫，夏天则穿最粗糙的白土布衫裤，经常打赤脚。黄灵君同志总是抱着孩子--先是大女儿妮妮（黄北雁），后来是第二个儿子新新（蒋燕士），艰辛地忙着家务。他们的大儿子安安(蒋卜力)到了入学年龄也还没有上学，好象要留在身边使唤似的。他显得面黄肌瘦，闷声不语，这对他后来的学习和健康恐怕都是有影响的。
牧良同志本是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硬汉子，但是在心身交瘁的折磨下很快就消瘦了。到后来常常咳嗽气喘，出现了初期肺结核的症状。那时我最关心的是他的写作情况，以及能否出外工作，因为我觉得眼前最迫切的是经济问题。他仍在坚持创作。好几次我看到那张没抽屉的方桌上摊着稿纸，上面写着遒劲而略显清秀的毛笔字，十分干净齐整，我禁不住要阅读一两段。那种稿纸是他自己设计，请人刻成木板，用毛边纸印的，红格子，每张五百字，颇为雅致大方。但是，由于健康情况恶化和环境的干扰，加之写作态度极为严谨，那几年他完成的作品不多，我现在还记得的只有在桂林《文化生活》和《文艺杂志》上发表的《父与女》、《夜袭》等几个短篇。我曾见过他在写一篇悼念叶紫或万迪能的散文，以及一个题为《出山》的长篇小说，前者不知发表在哪里，后者则始终没有完成。他自编的短篇小说集《十年》，于1944年由桥头河求知书店出版，但发行得不很好。谈到当时文艺界的情况时，他告诉过我重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给他寄来了会员证，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曾来函要稿，以及关于“斗米千字”的稿费要求和援助几位贫病作家的呼吁等。当时文化界关注的贫病作家主要是张天翼、王鲁彦，以及牧良同志自己。张、王二位都是牧良同志的老友，他对他们的病情极为关切。尤其是张天翼同志，他与牧良同志于1932 年在南京相识，很快成为莫逆之交，终生不渝。那时张在宁乡的北平民国学院任教，相距不过百余里，但因双方都处于贫病交迫之中，而竟相见无由。我听说直到 1944 年天翼同志绕道 湘西赴重庆时，他们两人才在安化桥头河匆匆见了一面，这是那几年中牧良同志唯一离开家乡而极感兴奋的一次“旅行”！牧良同志也有过去桂林的打算，但没有实现。也有一家中学（当时在蓝田的大麓中学）曾敦聘他去担任高中语文教师，但他婉辞了。那时我很希望他出去工作，曾当面表示过可否就接受这项聘请，他只苦笑着摇了摇头。这说明，我对他的处境和心情还是不大了解的。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困逆环境中，牧良同志仍保持着豪迈乐观的精神和密切关心时局的态度，并且尽可能给周围群众传播积极的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寒暑假我在村里一家杂货店常见的情景。那时我们能看到的报纸只有县里的《湘乡民报》和在邵阳出版的湖南《中央日报》,这都是小学校订的，邮递员每三天一次送到那家杂货店。关心时事的人常在邮期下午到那里去看报，而牧良同志是第一个读者。好几次，我看到他在结合报上的消息纵谈时局和社会问题。他能从中央社的电讯中窥见旁人看不出的东西，加以发挥和分析。有时侃侃而言，颇饶风趣，有时纵横议论，慷慨动人。在场的人，无论文化水平和思想倾向怎样，都很注意倾听，受到不同的启发和影响。当然，对于某些政治性尖锐的问题，他就只向个别人轻声讲述，或者在离开杂货店之后边走边谈。我记得关于皖南事变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听他说的。我从他学到过不少的政治知识，例如当时国民参政会哪些人是共产党的代表，林祖涵就是林伯渠同志，史迪威将军对国共两党的态度，等等。
在那家杂货店里，牧良同志也讲故事，谈文艺。有一次，从某人每逢邮期都来等信谈起，他讲了一个外国短篇小说的情节。大概内容是：在一个乡村邮政代办所，一位姑娘按期来取她那流放在远方的情人的来信。她识字不多，常请代办所管理员解释信中某些辞句，有时还代写回信。后来，忽然来信中断，估计是出事了。管理员十分同情那位姑娘，生怕她禁不起这个打击，于是便模仿男方的笔迹和语气，继续定期给姑娘写情书，最终成为悲剧。这好象是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品，作家是谁我再也想不起来了，但牧良同志讲述时那生动的表情和声调却仿佛还在眼前。
那些日子，我好几次跟随牧良同志从那杂货店出来，恋恋地目送他大踏步往万仞山下走去，然后我才默默地转身朝北回家。我一路上心想：这位身材魁伟而瘦骨嶙嶙、须发蓬乱而目光炯炯的作家，他的活动范围几乎就限于家庭和那小店之间，每次来去匆匆地走着，思索着，议论着。他多么象一只被困的老虎，受羁的雄鹰，而那思想感情的天地又是多么辽阔啊!……
从1941 年春天开始，附近一些仰慕牧良同志的青年，主要是小学教师，逐渐向他靠拢，其中过从较密的先后有李钟湘、龙良臣、龙国屏、李鸿湘、张翅翔、曾路中、王勗元（女）、龙楚玉(女)等。还有一批常在寒暑假往访的中学生，如李熊蜚、毛剑光、刘玉溪、李建业等。前一部分人中，有几个曾经在一家小学定期聚会，听牧良同志讲文学课，内容包括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等的作品欣赏，也结合他自己的作品谈过创作经验。到1943年，张翅翔（后来还有曾路中）索性住到了牧良同志那里，从他学习创作。张翅翔同志是宁乡人， 1938年在中学念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后来在桂林等地几家报纸当过编辑，与张天翼、荃麟等作家有过接触。他练习写作最勤奋，也较有成绩，深受牧良同志器重。他们之间的师友情谊是久而弥深的。但是，1957年张在党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了严重误伤，后来离开了文化界，备受颠沛流离之苦，牧良同志对此深感痛心。在解放战争后期胡及愚、王开舜夫妇(后者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也与牧良同志一家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胡及愚同志也在五十年代初期即遭到诬陷，以后的经历也更惨。至于上述其他青年，绝大部分在解放前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虽然后来的变化和发展也各不相同。记得1960年前后在北京，我有时在牧良同志面前提到几位遭遇最不幸的朋友，他总是默尔怃然，具见其难言之隐。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天这些朋友已重见光明，如张翅翔同志已回到文化工作岗位，并正在负责编辑《蒋牧良选集》的时候，牧良同志却已去世快九年了！
有关左翼作家蒋牧良的文章娄氐镇文史馆微信公众号曾推出过两期，最近娄氐镇文史馆又搜集了大量蒋牧良的史料文献，其中有友人同事的回忆录、文革期间的批判文件等等，还有一份弥足珍贵的《蒋牧良年谱》，虽然要价不菲，但也觉得物有所值，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聚沙成塔，积腋成裘，通过近八年来的努力以及娄氐镇诸多热心人士的不吝支持，“把娄氐镇文史馆建成文史资料较齐全的一个馆”，日积月累，这应该不是一种野心，而是一种愿望，一种娄氐镇文史馆人美好的愿望。
涟源市地域文化中心今年选择了涟源地域范围内创作卓有成效的十位作家，每位作家汇辑一本作品专辑，煌煌十大册，其中就有蒋牧良。某日在网上搜索，发现《新文学史料》季刊1983年第3期上有一篇回忆蒋牧良的文章，于是购回，翻开一看令人不禁一阵惊讶，却是著名翻译家李野光（李光鉴）追忆自己从年少时开始，与蒋牧良交往点点滴滴的文章--《感慨当年柳落时》。李野光与蒋牧良两家相距不过两里地，乡里乡亲，李野光身为晚辈，从蒋牧良身上得到过良多教益。原来（我们还在窃窃）思忖此事，李野光与蒋牧良两家近在咫尺，有没有留下一些回忆的文字呢？此篇一出，一切豁然，文中不只是述及了两位原湘乡县上里地区文化名人的交往，更记载了当年那些发生在上里地区的故人故事，折射出不少“娄氐•在地”的信息，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常难得可贵的娄氐镇在地文献资料。
三个月之前，2023年11月25日，黄琼女士组织走访富田桥并召开座谈会，在活动结束后，（我）提议去参观蒋牧良故居，响应者众。蒋牧良故居距富田桥不远，路途中经过一片大的田塅，隔垅可望见桥头李氏宗祠，还特意停下车，作了一番观望。尔后小车七拐八弯，在一片聚落中停了下来。
蒋牧良故居映入眼帘显得十分简陋，因许久无人打理，厅屋里格外凌乱，而且屋里屋外都没有一块“蒋牧良故居”的标示牌。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一线远山映在故居前的大塘里。临离开时，心想查阅一下蒋氏族谱，幸遇蒋牧良故居邻居的一位老者，亦其未出五服的族亲，在闲聊中他竟说出他们这一支蒋氏是从西阳迁来的，心里一蹬，更引发了（我）的兴趣，便问：你们也是石龙蒋氏？老者憨厚，说不清来由，只是不停地说是从西阳迁来的！（我）便要他去把族谱拿出来。
翻开扉页，熟悉的字体跳入眼帘，这一支蒋氏果然是石龙蒋氏，出过广东巡抚蒋益澧、陕西布政使蒋凝学、广西右江兵备道蒋泽春、龙安知府蒋德钧等一大批湘军人物的石龙蒋氏。由于时间匆促，来不及细究此支蒋氏何时迁来荷塘，只匆匆在族谱中拍了一些照片，留待回家后细读。
从谱序并没有读出石龙蒋氏秀一公房迁蹤的端倪。在此，把蒋牧良的齿录记载抄录于此：
先聪次子泽堃，字蝶时，号希仲，笔名牧良，行三。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三月十六日卯时生，公元一九七三年公历二月二十三日卒，寿七十三岁，葬长沙潇湘陵园仙鹤故里二十八排第一排坐南朝东（疑有误），历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配黄氏，号灵君，一号金兰。民国五年丙辰四月十四日申时生。子四，本大殇，本明、（本）士、本零。女三，本雁、本京、本长。
娄氐镇文史馆立即着手整理出《感慨当年柳落时》，以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分享给娄氐镇的父老乡亲，实际上这也是娄氐镇文史馆一种莫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