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口述/刘力生 整理/高翠峰 沈青茁 本报记者 陈晶
《 人民政协报 》 （ 2024年04月24日 第 06 版）
我出生于1928年，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各地奔波。我的父亲是老协和人。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半夜出诊，只要患者需要，他都去。后来父亲开了一家诊所，患者没钱可以免费看病。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的一生。
百姓的认可是对我工作最大的鞭策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隆隆的轰炸声和啪啪的子弹声中度过的。那时，我们一家辗转苏北、九江、汉口、重庆，还曾趴在竹林里躲避日本人的扫射。
1949年，我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邓家栋、张孝骞、朱贵卿、张鋆等数位名医教导下，经历了严格的医学及科研训练。比如，张鋆老师不会放过任何一点失误，如果失误了，就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们；许英魁老师要求我们写报告病历时必须准确严谨无误，不能出现“可能是”“也许”这些模棱两可的表述。记得有一次，我在妇产科实习，因为患者由住院医生负责，等到晚上我就休息去了。夜里，产妇生产了。第二天叶惠芳大夫得知我当时没在，对我说，“我要是你我就在这儿，否则你就看不到生产的过程”。在协和医生眼里，挨批评才有利于进步。
1957年，我被分配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在朱贵卿及黄宛的鼓励指导下，一边做临床工作，一边开展临床研究。
1966年，我作为小队长，参加了大别山医疗队，和协和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等大夫一起来到湖北麻城。当地村民因为长期艰辛劳动，肠穿孔、胃穿孔、男性患疝气、女性患子宫脱垂很常见。医疗队一到当地就开始了紧张工作，搭建了临时简易的外科手术棚作为手术室。由于条件受限，那时不能完全通过西药治疗，我们就利用中西医结合，用中医针灸等方式解决了不少问题，收获了很多老百姓的认可和喜欢，常让我觉得很幸福。